“十三五”煤炭去产能任务提前两年完成

朕不信世上尚有不合法之公正。

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铁路局的《三定方案》，铁路局下设的安全监察司、运输监管司、工程监管司、设备监管司等分别负责相关监管事务。四、结语李克强总理日前强调指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德国铁路改革的历程验证了这一点。例如，监管不能取代网运分离。铁路改革的目标不应仅仅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还应该考虑到铁路的公益性质，应当将为民众提供满意安全、低成本、环保的铁路服务也列入改革目标。（一）铁路行业内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铁路行业并不是整体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该经济企业的行为涉及铁轨的建设、维修和运营时，联邦铁路属联邦的财产。

垄断瓶颈存在的地方就是监管的重点领域和方向。铁路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的关系需要通过法律来确定。综上，罗马法上虽然存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但适用范围有限。

这些论断究竟出自罗马法原典的何处，或者是否真的出自原典，由于周枏的著述中未标记出处，一切不得而知。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但是，若他明知债务不存在，则丧失返还请求权。条文的作者恐怕是想说，如果法律一旦丧失了确定性，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也能得到救济。

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8]vgl. Schulz, Prinzipien des romischen Rechts, Berlin 1954, S. 28-30.[9]《学说汇纂》的译文以Mommsen, Krueger, Watso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Philadelphia 1985的拉英对照本为基础。[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

可见，在古罗马，不懂得关税规则的人只要去问，海关承揽人有正确解答的义务。尽管很难相信你返还财产是基于错误而不是出于履行遗产信托，但如果你确能证明没有扣除遗产的四分之一是基于错误，那你还是可以把多返还的四分之一讨回来的。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之后，遇到法律效果错误的问题时，不得不采用一分为二—即将法律效果错误一部分塞进内容错误，一部分塞进动机错误—的解释手段来敷衍。

本法所谓可免责的错误，指非基于过失的错误。从案情看，张某签订补偿协议的动因，一是为了报答，二是出于误解。

凡研究意思表示的法律错误，无论是赞成还是批判，都绕不开这个判决，如张露：《试论民事法律认识错误》，载《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0年卷。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此后，贝加苏元老院决议又扩展了法尔其第法的适用范围，规定遗产信托的受益人向继承人请求返还财产时，继承人也有权留下财产的四分之一。如著名日本刑事案件《黑雪》案中，被告人的电影《黑雪》通过了电影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上映之后依然被检察机关定性为色情物品。（Constitutio Tanta§18）由此可见，D. 22, 6, 2不可能是篡改的产物，因为《学说汇纂》的编者不会故意编造出一个和皇帝的谕令截然相反的条文。此时，继承人可否向受益人请求返还保证金？这就是D. 36, 4, 1 pro所处理的法律错误的问题。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

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

注释:[1]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北京民事审判疑难案件案例与问题解析》（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 -429页。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

总体而言，彭波尼说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时，只针对时效取得的案件，而且只针对其中的占有人，不可推而广之。此后的《二草》的审议过程中，《一草》第146条作为多余的（uberfluβig）条文被删除了。

[17]依Mayer-Maly的见解，该条虽然不是篡改，但只是涅拉茨就时效取得（usucapio）的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欠缺普遍适用性。彭波尼认为，时效取得中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11]保罗的意见中引用了拉贝奥（Labeo） ,彭波尼的意见牵扯到尤里安（Julianus），本文将一并论述。

[18]与Mayer-Maly的出发点不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即数量上的有限性、绝对性、不向法解释开放，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其次是刑责，军人、妇女、25岁以下的人和无经验的人可以成为例外。

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效果会自动发生，行为人是否意识到条件成就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这一点区别于事实错误。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

乌尔比安认为，对遗产的权属发生错误的继承人不是恶意占有人，如果他在善意的状态下消耗了占有物，无须返还原物的价值。除了承认继承的熟虑期间，遗产占有制度（bonorum possessio）也时常诱发法律错误的问题。

下面介绍两个条文：Valens, D. 36, 1, 70,§1：当你被要求返还所有遗产，你自愿地接受了，而且返还时没有扣除四分之一。而在D. 43, 20, 1, § 10中，乌尔比安明白无疑地表示，对引水权的权属的错误不是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不妨碍占有人申请禁令。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除了承认继承的期限被放宽之外，他们所立的遗嘱也无须具备市民法所规定的要式，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无经验。

但情况并非如此：罗马法上，若有人因无知而作出清偿，可依该诉权请求返还。这种情况不属于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

[38]vgl. Lenel, Palingenesia iuris civilis Ⅱ, supplementum／Sierl, Graz 1960, S. 117, 140-141.根据Lenel的研究，D.41，3, 31的作者应是Pomponius, Paulus为编纂时的笔误。（四）对我国判决的评释—代小结在梳理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来龙去脉之后，反观引言中的我国判决，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非债清偿型的案件。

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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